南东求

李冠仙，字文荣，别号[文]如眉老人。江苏丹徒人[章]。生于清乾隆三十七年[来]（1772年），卒于[自]清咸丰年间。

据李氏医著自述，李氏[证]之初，亦有志儒业，后[书]教授乡里，课徒之余，[报]尤其喜欢研读医书，上[名]及《黄帝内经》，汉精[中]仲景，晋通叔和，以至[心]金元刘、张、朱、李四[文]大医家，前明王、薛、[章]张、冯（冯兆张）四大[来]医家，皆用心研读，积[自]久会意日深，通医道，[证]明医术，临床诊治，多[书]有效验。成为清道光年[报]间名医。

清初著名医家喻昌，著[名]《寓意草》，李氏得而[中]细心研读，深感喻著所[心]述丰富，所论精微，理[文]法方药悉备，辨证论治[章]缜密，遂得其旨意，将[来]自己二十余年临证之中[自]，所得古人法外之法，[证]撰成《仿寓意草》两卷[书]，于1835年刊行。[报]“该书不仅是其临证治[名]验的纪实，而且对许多[中]学术问题议论精辟，较[心]之喻昌的《寓意草》更[文]有独到之处。”（王新[章]华语）。

李氏至晚年，其学验皆[来]丰，而见时之医者，多[自]染积习，诊治虚实不别[证]，用药寒热不辨，以致[书]误人至深，他深恐后人[报]沿误袭弊，遂奋志撰《[名]知医必辨》一卷，书成[中]，并未立即刊行，有友[心]人前访李氏，见《知医[文]必辨》尽阅之，认为李[章]著“明白晓畅，有益于[来]人，力劝其再增十数篇[自]，可以付梓传世。”李[证]氏却说：“医不通，而[书]抄袭成文，妄灾梨枣（[报]指书版），沽名钓誉恶[名]习，最为可恶，予岂为[中]之？今予所作，不过为[心]教训后人，而设意求清[文]醒，明白若话，使子若[章]孙一览而知而已！”（[来]李氏《知医必辨?自序[自]》），由此可见，李氏[证]著斯书，其意先是欲诫[书]其子孙，一定要慎于医[报]，明其道，若著书立说[名]，要慎而言之，而对于[中]历代医家论述的偏狭，[心]则宜纠其偏颇，使之明[文]晓医道。因为生命至重[章]，诊治用药，切不可草[来]率为之，致此，方可遂[自]济世之心，正后人之学[证]术。经友人反复劝说，[书]终于1849年将此书[报]付梓刊行。

全书13篇，计有32[名]条。评论古今医书得失[中]、临证须知、疾病方药[心]等，多切中时弊，颇多[文]见地，为后世所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章]氏提出：作为济世助弱[来]、救死扶伤的医家，学[自]习和继承历代医家学说[证]，宜取各家之长，须防[书]诸家之偏，临证诊治，[报]定要明辨虚实寒热，切[名]不可“不察证之虚实寒[中]热，妄投药饵，转致贻[心]害。”这一观点，其临[文]床指导意义，迄今为止[章]，仍然值得广大医疗工[来]作者所重视。他在《知[自]医必辨?自序》中指出[证]，金元四大医家，虽然[书]医道愈彰，而其偏宗愈[报]甚。如“河间主用凉，[名]丹溪主养阴，东垣主温[中]补，洁古为东垣之师，[心]想因道传高第，未另立[文]书。”由于诸医立说，[章]各执一端，而后世医家[来]，宗其所偏，愈偏愈甚[自]，如前明王、薛、张、[证]冯四大医家，“大率师[书]东垣之论，偏于温补，[报]而张景岳则尤其偏焉者[名]也。”以致“后人不辨[中]，未免为其所误耳！”[心]所以他特别强调医家，[文]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章]临证诊治，一定要“细[来]心参酌，遇热症则用河[自]间，遇阴亏则用丹溪，[证]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书]寒则用景岳”，圣哲先[报]贤，各有专长，应择善[名]而从之，果如斯，则“[中]何书不可读？何至咎（[心]责备）景岳之误人哉！[文]”他告诫他的后人，“[章]余家后人，设（如果）[来]不知明辨，安知不亦害[自]人而自害哉！”

那么，临证诊治，如何明辨？李氏在《知医必辨?杂论》之首提出：“病之生也，百出不穷，治法总不外乎阴阳五行四字。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医以阴阳五行调治百病。要之，五行之生克，仍不外乎阴阳。阴阳即血气之谓也，气为阳，血为阴也。……气无形，而血有形，气附血以行，血无气亦不能自行。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阴阳和而万物生焉。人生一小天地，阴阳必得其平。医者偏于用凉，偏于用温，皆不得其正也。”他还强调：“惟世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强弱，药有刚柔”，所以为医者，一定要“知所变通”。李氏言医述道，提纲挈领，数语尽明医理，言中肯綮，深明要义，使为医者心中明了，辨而可行，行而有度，施而有法，真可谓医者之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