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记述来看，土茯苓在明以前的药用价值似乎不大，人们多“取以当谷食”，但有的地方偶用敷疮毒而获殊效。因此李时珍说“昔人不知用此”似不为过。那么，土茯苓因何名声大噪，成为当时要药的呢？李时珍在“集解”项的透彻分析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近时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留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原来是由于明弘治、正德年间流行杨梅疮的缘故。起初都是用轻粉治之获效，但轻粉毕竟是有毒的，随着治疗周期的延长，治疗剂量的增加，出现汞中毒也就在所难免了。不知是谁首先用土茯苓来治疗此疾，结果竟然一炮打响，为当时倍受汞毒煎熬的杨梅疮患者带来了福音。所以，李时珍谓“至人用此，遂为要药”，实乃中肯之评说。

对于杨梅疮这种以往从[文]未有过的性病，李时珍[章]在“发明”项用了较大[来]篇幅进行阐述。他首先[自]引用了明代医家汪机的[证]一段论说：“近有好淫[书]之人，多病杨梅疮，药[报]用轻粉，愈而复发，久[名]则肢体拘挛，变为痈漏[中]，延绵岁月，竟致废笃[心]。”汪氏明确指出杨梅[文]疮是通过性接触而传播[章]的一种性病。然后他根[来]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自]了更为具体的观点：“[证]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书]病者。近时起于岭表，[报]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名]卑炎，岚瘴熏蒸，饮啖[中]辛热，男女淫猥。湿热[心]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文]疮，遂致互相传染，自[章]南而北，遍及海宇，然[来]皆淫邪之人病之。其类[自]有数种，治之则一也。[证]”岭表即今广东沿海一[书]带。据考杨梅疮就是由[报]外国人传入我国的一种[名]性病，其最早“着陆”[中]之地就是沿海一带的广[心]东，然后自南而北，逐[文]渐遍及全国各地。此病[章]发病之因多由“男女淫[来]猥”，性生活糜烂者易[自]感染梅毒，而洁身自好[证]之人则无患病之由。

欲探讨土茯苓治疗杨梅[书]疮的机理，首先必须明[报]确杨梅疮的病因病机及[名]其滥用水银的恶果。故[中]李时珍在“发明”项继[心]续分析道：“其证多属[文]厥阴、阳明二经，而兼[章]乎他经。邪之所在，则[来]先发出，如兼少阴、太[自]阴则发为咽喉，兼太阳[证]、少阳则发为头耳之类[书]。盖相火寄于厥阴，肌[报]肉属于阳明故也。医用[名]轻粉、银朱劫剂，五七[中]日即愈。盖水银性走而[心]不守，加以盐、矾升为[文]轻粉、银朱，其性燥烈[章]，善逐痰涎。涎乃脾之[来]液，此物入胃，气归阳[自]明，故涎被劫，随火上[证]升，从喉颊齿缝而出，[书]故疮即干痿而愈。若服[报]之过剂，及用不得法，[名]则毒气窜入经络筋骨之[中]间，莫之能出。痰涎既[心]去，血液耗涸，筋失所[文]养，营卫不从。变为筋[章]骨挛痛，发为痈毒疳漏[来]。久则生虫为癣，手足[自]皲裂，遂成废痼。”

那么，针对上述病因病[证]机应用土茯苓显然是有[书]的放矢：“惟土茯苓气[报]平味甘而淡，为阳明本[名]药。能健脾胃，去风湿[中]。脾胃健则营卫从，风[心]湿去则筋骨利，故诸证[文]多愈。此亦得古人未言[章]之妙也。”从杨梅疮的[来]发病部位，水银的毒性[自]，及滥用水银的危害，[证]到土茯苓治病之机理，[书]李时珍的解析句句在理[报]，丝丝入扣，显示了其[名]深厚的医学理论功底。[中]

“搜风解毒汤”是当时[心]医家普遍采用的一首治[文]杨梅疮的验方，李时珍[章]在“发明”项对此方亦[来]大加赞赏：“今医家有[自]搜风解毒汤治杨梅疮，[证]不犯轻粉。病深者月余[书]，浅者半月余即愈。服[报]轻粉药筋骨挛痛、瘫痪[名]不能动履者，服之亦效[中]。”然后他还详细介绍[心]了此方的组成、剂量、[文]加减法、煎服法及饮食[章]禁忌：“其方用土茯苓[来]一两，薏苡仁、金银花[自]、防风、木瓜、木通、[证]白鲜皮各五分，皂荚子[书]四分。气虚加人参七分[报]，血虚加当归七分。水[名]二大碗煎饮，一日三服[中]。惟忌饮茶及牛、羊、[心]鸡、鹅、鱼肉、烧酒、[文]法面、房劳。盖秘方也[章]。”

最后，李时珍在“附方[来]”项还收录了6首以土[自]茯苓为主治病的验方，[证]分别出自邓笔峰《杂兴[书]方》（2首）、薛己《[报]外科发挥》（2首）、[名]朱氏《集验方》（1首[中]）、陆氏《积德堂方》[心]（1首）。可见土茯苓[文]在当时的应用已日益增[章]多，并且不单局限于治[来]疗杨梅疮了。

综上所述，土茯苓的一举成名，确实是得益于杨梅疮的流行。如果没有杨梅疮的肆虐，土茯苓不知还要被埋没多久；倘若没有《本草纲目》的记载，土茯苓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时至今日，土茯苓仍然是中医治疗性病首选之药，其独特疗效，经久不衰，永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