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宗金鉴》有“封髓丹为固精之要药”赞语。清代医家郑钦安在临证中体会到：“此一方不可轻视，余常亲身阅历，能治一切虚火上冲，牙疼、咳嗽、喘促、面肿、喉痹、耳肿、面赤、鼻塞、遗尿、滑精诸症，屡获奇效，实有出人意外、令人不解者。余仔细揣摩，而始知其制方之意重在调和水火也。至平至常，至神至妙，余经试之，愿诸公亦试之。 ”（见《医理真传》）

而当代中医界，除继承[文]蒲辅周经验使用三才封[章]髓丹治疗口疮等病变外[来]，似很少论及封髓丹一[自]方。而后学者根据郑氏[证]的“调和水火”一语，[书]以及“虚火上冲”诸病[报]症，临证时也无法真正[名]理解和运用该方。

考封髓丹一方，最早见[中]于元·许国祯编纂的《[心]御药院方》一书“补虚[文]损门”中。原文：“封[章]髓丹：降心火，益肾水[来]。黄柏三两，缩砂仁一[自]两半，甘草。上药捣罗[证]为细末，水煮面糊稀和[书]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报]丸，用苁蓉半两，切作[名]片子，酒一大盏，浸一[中]宿，次日煎三四沸，滤[心]去滓，送下，空心食前[文]服。”

本方有“降心火，益肾[章]水”之功。但是，用我[来]们现在的观点分析，方[自]中四味药，既没有降心[证]火的药（如黄连之类）[书]，也没有益肾水的药（[报]如地黄之类）。还有，[名]本方出自“补虚损门”[中]，而方中除肉苁蓉外，[心]他药并无补益之功，肉[文]苁蓉也非方中主药。

用方首在明理，理不明[章]则良方也无用武之地。[来]

一日，读《续名医类案[自]》，见“齿门”下有易[证]思兰治一人齿痛不可忍[书]，诊其脉“上两部俱得[报]本体，惟二尺洪数有力[名]”，断为“此肾经火邪[中]太盛也”。易氏案后自[心]注：“肾脉不沉濡而洪[文]数，是所不胜者侮其所[章]胜，乃妻入乘夫，肾经[来]中已有火邪矣。”肾水[自]所不胜者为心火，心火[证]所胜者为肾水，也就是[书]说，肾经中火邪是由心[报]火侮肾所致。案中用药[名]是以“黄柏为君以滋肾[中]水，泄肾火”。

读及此处，联想到封髓[心]丹方，方中以黄柏为君[文]，“降心火”，实即泻[章]心火侮肾所致之肾火，[来]“益肾水”实即泻肾火[自]以保肾水。

黄柏一味，泻火、益水[证]兼备，已成一方。或佐[书]甘草（原方中剂量缺）[报]，加强泻火、益水之功[名]，成一方也已足够。张[中]仲景就有大黄甘草汤、[心]芍药甘草汤、桂枝甘草[文]汤、甘草干姜汤等方，[章]黄柏与甘草组方，“降[来]心火，益肾水”，境界[自]也直抵经方，为什么又[证]要加入缩砂仁呢？毕竟[书]，砂仁辛温、香燥，既[报]不利于降火，也不利于[名]益水。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中]方论》引赵羽皇的话说[心]：“若缩砂仁者，以其[文]味辛性温，善能入肾，[章]肾之所恶在燥，而润之[来]者惟辛，缩砂仁通三焦[自]达津液，能内五脏六腑[证]之精而归于肾。”

这里提到肾燥、辛润。[书]《黄帝内经》中说：“[报]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名]，开腠理，致津液，通[中]气也。 ”《本草纲目》中说：[心]“肾恶燥，以辛润之，[文]缩砂仁之辛，以润肾燥[章]。”

可以这样认为，方中砂[来]仁之功在于润肾燥。水[自]不足则燥，水足则润，[证]那么“益肾水”也即“[书]润肾燥”之互辞，只不[报]过砂仁辛润肾燥是通过[名]辛散温通、布化气液而[中]完成，与地黄类药直补[心]肾水截然不同。

《慎斋遗书》载一案：[文]“一妇泄泻，两尺无神[章]，此肾燥不合也。”用[来]肉苁蓉为君润肾燥而愈[自]。张东扶在注文中说：[证]“肾燥不合，四字妙极[书]。凡物润则坚密无缝，[报]燥则破绽有痕。”又说[名]：“余因慎斋肾燥不合[中]之语，因思滑精一证，[心]理亦同情。”那么“封[文]髓”就是治“肾不合”[章]，而善治“肾不合”所[来]致滑精，就是“固精之[自]要药”。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封髓丹方所治病证为在肾燥不合基础上的相火妄动（即肾火弥漫）。该病证既不同于治疗肾阴亏虚、虚火上炎的知柏地黄汤证，也不同于治疗阴气太盛、逼阳上浮的潜阳丹证（潜阳丹：砂仁、附子、龟板、甘草），更不同于治疗脾胃虚弱、阴火上冲的补中益气汤加黄柏证。当然，封髓丹方也与泻心火、益肾水的黄连阿胶汤方绝非同类。如果把砂仁理解为治疗中焦湿阻而将封髓丹用于治疗湿热病证，甚或通过加味治疗与肾燥、相火无关的病证，这属于方证使用范围的扩大，而非原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