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有一位老前辈在成都行医，一次在方中开了三钱麻黄，却被药店拒配，说：麻黄用量太大了，吃了要出问题。一而再，再而三。这位前辈只好不再开麻黄了。他从家乡带了一大包麻黄粉到成都，到需用时，包成小包赠给病人，说是“药引子”。1972年，我去成都为一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治病，方中用了10g麻黄，不意几十年过去了，仍遭药店拒配。虽郑重注明：“如有问题，由本医生负责”，再一次签了字，仍然不行。可见成都人真是怕麻黄。

南京中医学院孟澍江老[文]师来京讲学谈到：江苏[章]人怕石膏。高热，大渴[来]，汗出，脉大，白虎汤[自]本为的对之剂，因方中[证]石膏用量大，病家疑惧[书]，药店拒配。孟老师便[报]自行准备了石膏粉，拌[名]上青黛，诈称“秘方”[中]以贻病人。当然，孟老[心]师说的是解放前的事了[文]。

上海人怕附子。当年祝[章]味菊、刘民叔等四川籍[来]医生，就在上海以善用[自]附子名声大噪，祝先生[证]还有个“祝附子”的外[书]号。祝治热病，虽高热[报]唇焦色蔽，仍力主用附[名]子，盖病未去而心阳已[中]经不支矣。名医徐小圃[心]擅长养阴，几个儿子却[文]都死于热病。某年，一[章]子又病发热不退，不得[来]已，请祝会诊，祝开方[自]就是附子，服后居然热[证]退神清，好了。章次公[书]先生因此而称祝氏用药[报]“心狠手辣”，徐氏自[名]是为之心折。至今沪上[中]徐氏儿科之用附子，皆[心]昔时祝公所赐也。刘民[文]叔先生治僧惠宗胃癌大[章]出血，脉微欲绝，昏迷[来]不醒，先是阻止西医输[自]血，继则开方用附子3[证]0g、干姜15g配干[书]地黄、阿胶、白芨、伏[报]龙肝、花蕊石、甘草、[名]云南白药，3日后血即[中]止。然习俗流风，殊难[心]扭转，二公长技，竟为[文]空谷足音，且多诽谤之[章]言。知之者，其时惟章[来]次公、姜春华二先生而[自]已。

麻黄、石膏、附子，虽[证]皆猛悍之药，然用之对[书]证，便真的效若桴鼓。[报]古往今来，例证多多。[名]其实又何限于这三味药[中]，所有药物，当用，不[心]当用，皆当由医生决定[文]，当然也由医生负责。[章]患者疑之，是为流言所[来]惑；药房拒配，则毫无[自]道理可言。然其始作俑[证]者，又必是医生，且必[书]是名重一时者，以一己[报]偏狭之见，遂致覆水难[名]收矣。

以叶天士、王孟英用柴[中]胡、葛根为例，叶天士[心]虽然不像徐灵胎说的“[文]终身与柴胡为敌”，但[章]他治疟不用柴胡，治温[来]热病忌用柴葛，却是真[自]的。“柴胡劫肝阴，葛[证]根耗胃汁”，虽是张凤[书]逵语，但一经叶氏引用[报]，影响就大了。于是后[名]世医家对柴、葛便存畏[中]忌之心。如《温热经纬[心]》引沈再平语云：“疟[文]本非死证，唯概以柴胡[章]治疟者杀之也。”又引[来]汪氏语云：“正疟必用[自]此汤(小柴胡汤)，若[证]似疟非疟，妄用柴胡，[书]必提成长热不退，或两[报]耳大痛，甚至神昏，更[名]或引动肝风，痉厥立至[中]，生平见之屡矣”。《[心]重庆堂随笔》引赵菊斋[文]说：“先慈……肝阴不[章]足……患外感，医投柴[来]胡数分，下咽后即两胁[自]胀痛，巅顶之热，如一[证]轮烈日当空”。肝阴不[书]足，当忌柴胡，疟不可[报]拘于少阳一经、小柴胡[名]一方，固然有一定道理[中]，但平心而论，有他们[心]说的那么邪乎么?王孟[文]英对葛根的偏见也太甚[章]：孙位申患感冒，症见[来]耳聋，医者泥于少阳小[自]柴胡之剂，聋益甚。孟[证]英视之曰：伏暑也，与[书]伤寒治法何涉？改投清[报]肺之剂，聋减病安。将[名]进善后法矣，忽然耳聋[中]，询悉误服葛粉一碗，[心]不啻误服小柴胡一剂，[文]复投肃靖肺胃药，寻愈[章]。

葛粉，即用葛根加工的淀粉，浙江人常用它来代藕粉。即使不当吃，也不至于如“误服小柴胡一剂”而致耳聋复发的地步吧?潘澄濂老师平生最服膺孟英之学，惟于王氏对葛根的偏见有过批评，说是“白璧之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