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医家传承和发扬“易水学派”学说的王好古，对刘河间有公允而较高的评价：“刘氏用药，务在推陈致新，不使少有怫郁，正造化新新不停之义。医而不知此，是无术也。”（见《此事难知》）按理说，王好古是熟悉河间学说的，也应当熟悉防风通圣散方。但在王好古所著书籍中，并未引用防风通圣散方，只是在《医垒元戎》中有“海藏通圣散评议”一文。尽管文中似乎并非专指防风通圣散一方，但对于防风通圣散一方的认识，颇有助益，今录之于下：

“通圣散治杂病最佳，[文]治伤寒、伤风有失，其[章]故何也？防风、麻黄、[来]葱、豉，汗也；大黄、[自]芒硝，下也；栀子、滑[证]石，利小便也。经云：[书]发表攻里，本自不同，[报]故发表不远热，攻里不[名]远寒。仲景云：当汗而[中]反下者逆也，当下而反[心]汗者亦逆也。又云：桂[文]枝下咽，阳盛则毙；承[章]气入胃，阴盛乃亡。既[来]有汗药而复有下药，发[自]表攻里合而并进，有失[证]古人用药之本意……在[书]太定间，此药盛行于世[报]而多效，何哉？当时虽[名]市井之徒，口腹备，衣[中]著全，心志乐，而形不[心]苦，虽然用凉亦多效而[文]少失。如今之时，乃变[章]乱之余，齏盐糟糠有所[来]不充，加以天地肃杀之[自]运五十余年，敢用凉药[证]如平康之世耶？故多失[书]而少效。”

“有如仲景用桂枝当汉[报]之末也，韩袛和解桂枝[名]当宋之隆也，其时世之[中]异，不可不知也。兼药[心]犯三禁：伤风不宜汗而[文]汗之，一也；伤寒不宜[章]下而下之，二也；小便[来]不宜重利而利之，三也[自]……”

把治杂病与治伤寒、伤[证]风区别对待，这是王好[书]古的过人之处。治伤寒[报]、伤风需分表里先后，[名]需要汗、下适宜。防风[中]通圣散发表攻里，先后[心]不别，主次不分，故不[文]足取。而防风通圣散治[章]疗杂病，重在畅通表里[来]气血，无需分表里先后[自]，故“治杂病最佳”。[证]

也许王好古如此评议并[书]非完全恰当，防风通圣[报]散用于外感病表里同病[名]者，确有良效。但，临[中]床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心]医者只有分清表里先后[文]，才有可能恰到好处地[章]使用类似于防风通圣散[来]这样的复方治疗外感病[自]，并且必须做到依据表[证]里先后进行对证加减。[书]倘执复方不明加减，往[报]往成事少而败事多。

事实上，王好古应该是[名]非常不欣赏防风通圣散[中]、双解散这类处方的。[心]因为易水学派特别注重[文]对临床药物学的研究、[章]对脏腑经络的研究，处[来]方用药特别讲究，处方[自]中对药物的取舍、剂量[证]的增减是极其审慎的。[书]这一点，河间学派实在[报]是望尘莫及。

至于文中提到天地之运[名]气、社会环境之变更，[中]这对医者用方的影响确[心]实很大。但具体到临床[文]中，据证用方是始终不[章]变的总则。

读易水学派另一大家罗[来]天益的《卫生宝鉴》，[自]见罗天益也有类似论述[证]，录之供参考：

“近世用双解散，治风寒暑湿，饥饱劳逸，殆无此理。且如风邪伤卫，必自汗而恶风；寒邪伤荣，必无汗而恶寒。又云：伤寒伤风，其证不同。中暑自汗，必身热而气虚；中湿自汗，必体疼而沉重。且四时之气，更伤五脏，一往一来，未有齐至者也。饥则损气，饱则伤胃，劳则气耗，逸则气滞。其证不同，治法亦异。盖劳者温之，损者补之，逸者行之，内伤者消导之。今内外八邪，一方治之，有此理乎？《内经》云：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内者内治，外者外治。故仲景云：且除其表，又攻其里，言仍似是，其理实违。其是之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