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东垣《脾胃论》，在“脾胃盛衰论”一节中，提到了平胃散、黄芪建中汤、四物汤、四君子汤、五苓散，并谓：“予平昔调理脾胃虚弱，于此五药（即前面这五方）中加减，如五脏证中互显一二证，各对证加药无不验。”可见李东垣是擅长脏腑用药法的，原本也是擅长治疗脾胃病的。笔者注意到，在这一节文字的论述中，提到“气短、小便利者，四君子汤中去茯苓，加黄芪以补之”。

李东垣在“各对证加药[文]无不验”之后继续说道[章]：“然终不能使人完复[来]。后或有因而再至者，[自]亦由督、任、冲三脉为[证]邪，皆胃气虚弱之所致[书]也。”以上治法、用方[报]之所以不能使患者完全[名]康复，原因在于胃气仍[中]然虚弱，没有恢复到正[心]常。因为“法虽依证加[文]减，执方疗病，不依《[章]素问》法度耳。”“是[来]以检讨《素问》、《难[自]经》及《黄帝针经》中[证]说，脾胃不足之源，乃[书]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报]当从六气不足、升降浮[名]沉法，随证用药治之。[中]”“此阳气衰弱不能生[心]发，不当于五脏中用药[文]法治之，当从《藏气法[章]时论》中升降浮沉补泻[来]法用药耳。”

看来，要做到“使人完[自]复”，在前述治法中引[证]入升降浮沉法即可。笔[书]者在读到上述“四君子[报]汤中去茯苓，加黄芪”[名]这一段时，眉批了一段[中]文字：“此方加和血脉[心]之当归，导气之橘皮，[文]行春升之令之升麻、柴[章]胡，便为补中益气汤。[来]”

也就是说四君子汤为脏[自]腑用药法，补中益气汤[证]为在脏腑用药法基础上[书]的升降浮沉补泻用药法[报]。补中益气汤是在四君[名]子汤基础上加减而来的[中]，从四君子汤到补中益[心]气汤，体现的是一种治[文]法上的进步。东垣学说[章]在治疗上最闪亮的地方[来]即在于此。

李东垣对四君子汤的重[自]视，远没有引起后学者[证]的注意。李东垣创立内[书]伤学说，具体理法方药[报]是落实在脾胃学说之上[名]的。从内伤脾胃不足立[中]论，治疗是以补益脾胃[心]（即“补其中”）为基[文]础和核心的。补益脾胃[章]的主方，李东垣选择了[来]四君子汤。

李东垣依“藏气法时”[自]，在《内外伤辨惑论·[证]卷中》按春升、夏浮、[书]秋降、冬沉依次制一例[报]方，即补中益气汤、清[名]暑益气汤、升阳益胃汤[中]、沉香温胃丸。四方的[心]组成：补中益气汤由四[文]君子汤去茯苓，加黄芪[章]、升麻、柴胡、橘皮、[来]当归身组成；清暑益气[自]汤由四君子汤去茯苓，[证]加黄芪、升麻、苍术、[书]橘皮、神曲、泽泻、黄[报]柏、当归身、麦门冬、[名]青皮、葛根、五味子组[中]成；升阳益胃汤由四君[心]子汤加黄芪、半夏、独[文]活、防风、白芍药、羌[章]活、橘皮、柴胡、泽泻[来]、黄连组成；沉香温胃[自]丸由四君子汤加附子、[证]巴戟、干姜、茴香、官[书]桂、沉香、当归、吴茱[报]萸、白芍药、良姜、木[名]香、丁香组成。茯苓淡[中]渗沉降不利于升浮，故[心]在春升、夏浮两方中去[文]而不用。

从治疗着眼，与其说补中益气汤支撑起了东垣学说，倒不如说四君子汤奠基了内伤脾胃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