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冬，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患前列腺肥大症，尿流不畅，行前列腺摘除手术。术后呃逆不止达47天。除用西药、针灸以外，进中药旋复代赭汤、丁香柿蒂汤均无效。当时林老已69岁高龄，久病体衰，加之手术以后频频呃逆，不能进食，也不得休息和睡眠，生命危在旦夕，曾两次下过病危通知。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亲自组织中医专家组抢救。到林老呃逆延续一个月左右时，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不久的章次公先生临危受命。

次公先生诊了脉象，查[文]了病情。总理问道：“[章]林老的病怎么样？”次[来]公先生说：“没有想象[自]的那么严重。”总理接[证]着问：“根据什么？”[书]次公先生答说：“从四[报]诊分析，神不散，气不[名]竭，脉不乱。”总理又[中]问：“这病怎么治？”[心]次公先生说：“呃逆不[文]止，是由于胃气上逆。[章]脾主升，胃主降。脾主[来]运化，输布精微；胃主[自]受纳，腐熟水谷。今胃[证]气久虚，升降失常，呃[书]逆频作，水谷不进，后[报]天之本已衰。当务之急[名]是养其胃气，恢复和增[中]强胃的功能。但光靠镇[心]逆不行，需扶其正气，[文]徐徐调之。”于是拟方[章]用别直参炖汁，少量频[来]服。另用糯米熬成稀粥[自]，嘱护士用小勺进于舌[证]面让病人慢慢吞咽。

当晚，呃逆渐减。总理[书]闻后大喜。第47天，[报]呃逆止。（陆广莘口述[名]，诸国本整理）

国本附记：

陆广莘教授是章次公先[中]生的高足之一。陆广莘[心]教授自1957年北医[文]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人[章]民医院工作。1955[来]年秋章次公先生赴京就[自]职，师徒过往甚密。但[证]次公先生为人质朴，从[书]不自炫，更守纪律。上[报]述医案，是次公先生的[名]挚友、陆广莘的另一位[中]老师、当时参加林伯渠[心]医疗专家组成员之一的[文]徐衡之先生亲自向陆广[章]莘讲述的。最近，查得[来]佐证如下：

一、据朱良春、李树仁[自]、姚守诚、章鸿慈著的[证]《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书]传略》记载：“他（章[报]次公）调京不久，参加[名]了林伯渠同志的抢救工[中]作。林老呃逆月余不止[心]，病情十分危重，总理[文]责成他为抢救小组组长[章]，组成了抢救小组。经[来]他以大剂野山人参，并[自]亲自煎煮治疗后，呃逆[证]很快被控制，使林老病[书]情平稳下来。”

二、据《中华外科杂志[报]》1956年第12号[名]报道：患者“在腰椎麻[中]醉下行耻骨后前列腺摘[心]除术后第36小时开始[文]发生呃逆，呃逆的深度[章]及持续时间逐渐加重，[来]每日呃逆次数曾多至2[自]0余次，最长延续时间[证]达90分钟，影响睡眠[书]。在呃逆发作最高峰时[报]，每日睡眠仅三、四小[名]时，并伴有呕吐。在呃[中]逆发作的第10日呕吐[心]物及大便呈黑色，潜血[文]试验阳性。7日后症状[章]不断加重，呕吐物中存[来]在新鲜血液。X线钡餐[自]检查，发现食管贲门部[证]痉挛并有浅层溃疡”。[书]“患者自呃逆发生以后[报]，即由中西名医师与苏[名]联医学专家等多人悉心[中]会诊与治疗”。“特别[心]值得提出的在呃逆延续[文]到第19日，延请中医[章]参加治疗时，中医专家[来]首先决定以‘补中气为[自]主，兼用清热解毒与解[证]除呃逆的药物”。“后[书]一个疗程（第29日至[报]第47日）由中医单独[名]治疗——服药、气功疗[中]法及针灸。此后呃逆的[心]发作次数逐渐减少，每[文]次呃逆的延续时间也逐[章]渐缩短，直至第47日[来]呃逆完全停止”。

这则病案刊登于《中华外科杂志》时，是在易子申（江西省吉安专区人民医院）写的《用中药治疗手术后顽固性呃逆一例报告》一文之后的“编者附志”中提到的。据文中交代，“编者中有几个同志在1955年间曾遇到一例手术后并发顽固性呃逆，特此附志如下”，可见这位编者必是当年参与林伯渠抢救组医生之一。文中所指患者，未提林伯渠姓名，显然是出于医案惯例并有所“不便”，可惜这位编者已无从查考。陆广莘教授于1957年读过这篇报道，至今印象犹深，并提示我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查阅。次日果然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所提患者即林伯渠与所有的回忆完全吻合，次公先生于后期“单独治疗”也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