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西医，临床报道绝大多数是成功的案例，虽能给人以教育和启迪，但失败的案例更能让人警醒和鞭策。医生的成长周期比其他职业长得多，医生的经验可以说是用患者的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因此失败的医案更显得珍贵而重要，临床医生应该重视误诊误治而加于研究，以免重蹈覆辙。祖国医学历史久远，留下的医籍医案无数，从中不难看出，中医并不讳言误诊误治。比方说在《伤寒论》398条原文中就有120多条谈到误诊误治，涉及误诊误治的条文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宋代著名医家许叔微撰写的《伤寒九十论》中记载的90个医案，其中有关误诊误治的病例就有31个之多。

唐·曹松《己亥岁》中[文]说得好：“凭君莫话封[章]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来]。”一个名医的成长也[自]是经历无数失败的案例[证]而逐渐成功的，如日本[书]汉医浅田宗伯在《先哲[报]医话集》中说：“凡医[名]误药几十遭，然后困心[中]、焦虑，得以成良医之[心]名”，一个医生“误药[文]几十遭”，甚至“几百[章]遭”也说不定，然后“[来]困心、焦虑”，被病家[自]折磨，也被自己良心折[证]磨，尽管如此，也未必[书]都能成良医。

中医临床误诊误治并非[报]少见，如能总结经验，[名]吸取教训，以为后车之[中]鉴，无疑是有意义的。[心]造成误诊误治的原因多[文]种多样，总的来说有三[章]个方面：医者因素，患[来]者因素和社会因素。医[自]者因素有不细致不认真[证]的主观因素，也有医生[书]经验和水平不高的客观[报]原因。患者因素有拖延[名]、隐瞒、迷信、经济等[中]原因。社会因素则是人[心]类对疾病认识的局限，[文]还有社会发展、医保政[章]策、宗教因素等原因，[来]或者是综合多因素造成[自]临床误诊误治。

不要以为普通医生才会[证]误诊误治，名医甚至大[书]师级医生也会发生误诊[报]误治，只是比例不同而[名]已。清代医家陆以湉在[中]《冷庐医话》中曾举例[心]说，叶天士将一例蓄饮[文]呕吐当作肝胃不和，“[章]用泄肝安胃药年余，几[来]殆”，薛生白则把一例[自]“暑厥”误作“痰厥”[证]治疗。所以他得出“夫[书]叶薛为一代良医，犹不[报]免有失，况其他乎!”[名]的结论。叶天士和薛生[中]白是温病学派四大家之[心]一，是中医历史上顶尖[文]名医，但他们也是人而[章]不是神，自然也有看错[来]做错的时候。

临床上一旦发生误诊误[自]治，必须立即重新辨证[证]施治，以减少误诊误治[书]带来的各种危害。误治[报]变证的辨别，中医称为[名]“辨误”,误治后重新[中]辨证论治的方法，古代[心]医家称之为“救误法”[文]。

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章]：“一老妇年60余，[来]病溏泄已5年，食油物[自]生冷犯之即作痛，前医[证]皆以年老久泄，腹痛频[书]作而误为脾虚气陷滑脱[报]不禁，迭服调脾、升提[名]、止涩等药，药入腹则[中]泄反甚。后延时诊治之[心]，诊其脉沉而滑，四诊[文]合参，此乃脾胃久伤，[章]冷积凝滞所致，法当以[来]热下之，则寒去利止，[自]遂用蜡匮巴豆丸药50[证]丸，与服二日，大便不[书]痛亦不利，其泄遂愈。[报]”大多数病例，不会是[名]纯寒、纯热、纯虚、纯[中]实，临床所见多是寒热[心]夹杂，虚实兼见，旧病[文]未去，新疾又来，特别[章]是老年病、慢性病或危[来]重复杂病变。

在临床上现象和本质并[自]不总是完全相符的，在[证]疾病发展的一定阶段，[书]可能出现一些与疾病性[报]质相反的假象，如表寒[名]里热，真虚假实，所谓[中]“至虚有盛候”、“大[心]实有羸状”，这就为确[文]诊带来了困难。在临床[章]工作中，被现象所迷惑[来]发生误诊误治的事也是[自]常有的，重要的是及时[证]发现并纠正。如清初三[书]大名医之一的喻嘉言治[报]徐国珍一案：“患者伤[名]寒六七日，身热目赤，[中]索水到前，复置不饮，[心]异常大燥，门牖洞启，[文]身卧地上，辗转不快，[章]要求入井。”表面看来[来]一派热象，一医者急欲[自]治以承气汤治疗。喻嘉[证]言诊其脉洪大无伦，重[书]按无力，见其素水到前[报]又置而不饮，乃曰：“[名]是为阳虚欲脱，外显假[中]热，内有真寒。”认为[心]徐氏的病是真寒假热证[文]，处方用大温大热之剂[章]，二剂热退而安。如果[来]按某医辨证为阳明腑实[自]而用承气汤，恐成大错[证]矣。

有些医生，习惯用西医的思维方法去研究中医，忽视中西医之间的本质区别，把西医的“病”与中医的“证”混为一谈，以西医的“病”硬配中医的“证”而立法选方，如高血压等同肝阳上亢而治以平肝潜阳，炎症等同热毒或湿热，而治以清热解毒或清热利湿等，从而使临床思维狭窄僵化，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因而在临证时常造成误诊误治，轻则无效，重则加重病情甚至危及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