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医家张景岳所著《景岳全书》中，对水肿病的病因病机和治则方药的阐释，至今仍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气化失常为主要病机

《内经》称水肿为“水[文]”“水胀”，并初步认[章]识到水肿主要是由过劳[来]和感受外邪两方面引发[自]。水肿的发病机理是由[证]水精输布失调引起，而[书]水不自行，赖气以动，[报]故水肿一证是全身气化[名]功能障碍、三焦水道失[中]畅的表现。水肿的发病[心]主要与肺、脾、肾三脏[文]有关，《素问·水热穴[章]论》曰“其本在肾，其[来]末在肺”。

《景岳全书》在传承《[自]内经》的基础上，对水[证]肿的病因病机进一步延[书]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报]。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名]·肿胀篇》曰：“凡水[中]肿等证，乃肺、脾、肾[心]三脏相干之病。盖水为[文]至阴，其本在肾；水化[章]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来]惟畏土，故其制在脾；[自]今肺虚则气不化津而化[证]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书]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报]而妄行，故传之于脾而[名]肌肉浮肿。”明确指出[中]机体水液代谢的机制为[心]肺、脾、肾三脏主导下[文]的水气互化，气助水化[章]，三者以肾为本，以肺[来]为标，以脾为制，为水[自]肿病机的要害。就水肿[证]的病因，张景岳进一步[书]提出：“肿胀之病，原[报]有内外之分……但胀于[名]内者，本由脏病，而肿[中]于外者，亦无不由乎脏[心]病。第脏气之病，各有[文]不同，虽方书所载有湿[章]热、寒暑、血气、水食[来]之辨，然余察之经旨要[自]，验之病情，则惟在气[证]水二字。”由此可得知[书]，水肿形成的关键在于[报]气水互化失常。而全身[名]气化功能障碍，则是形[中]成水肿的主要病机。

治水肿必求肺脾肾三脏[心]

《素问·汤液醪醴论》[文]提出水肿治疗的3条总[章]则，即“去菀陈莝”“[来]开鬼门”“洁净府”。[自]张仲景《金匮要略·水[证]气病脉证并治》则云：[书]“诸有水者，腰以下肿[报]，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名]，当发汗乃愈。”首创[中]性地提出分阴阳而治水[心]肿，并灵活运用发汗、[文]利小便两大治法。

至明代，张景岳秉承前[章]人要义，推崇“治病必[来]求于本”，在《景岳全[自]书》中提出：“水胀之[证]证，其本在肾，其标在[书]肺，肺主气，气须何法[报]以化之，肾主水，水须[名]何法以平之，然肺气生[中]于脾，肾水制于土，故[心]治肿者，必求肺脾肾三[文]脏，随盛衰而治的其平[章]，是为权衡之道。”认[来]为水肿之治亦在于辨识[自]三脏虚实，用肺、脾、[证]肾相互制衡之法，以达[书]三脏平衡之效，此为脏[报]腑治法。同时认为水肿[名]亦应辨虚实，有缓急之[中]治，对此他言明：“凡[心]属中年积损者，必以温[文]补而愈，皆终身绝无后[章]患。……且温补即所以[来]化气，气化而全愈者，[自]愈出自然，消伐所以逐[证]邪，逐邪而暂愈者，愈[书]由勉强，此其一为真愈[报]，一为假愈，亦岂有假[名]愈而果愈者哉。”张景[中]岳的临床经验提示，面[心]对不同的水肿患者，临[文]证用药须先辨明证之虚[章]实缓急，攻伐补益得当[来]，否则一味攻伐，使用[自]峻下逐水之剂，最终只[证]会虚证愈虚，而实证难[书]除。

方药多用温脾补肾之剂[报]

水肿之病虚实夹杂，病[名]多迁延，是以张景岳认[中]为：“水肿证以精血皆[心]化为水，多属虚败，治[文]宜温脾补肾，此正法也[章]。”其意是指水肿病之[来]水由精血所化，日久必[自]伤精耗血，多属脏腑虚[证]证，而脾虚则不能制水[书]，肾虚则水妄行，宜温[报]补脾肾，故选用方药多[名]为温脾补肾之剂。

《景岳全书》中张景岳[中]对薛立斋加减金匮肾气[心]汤治疗水肿极为推崇，[文]盖因肾为先天之本，该[章]方通过温补命门之火，[来]使元气得复，从而使脾[自]肺诸脏均安。方中惯用[证]肉桂、制附子等辛甘大[书]热之品化阴中之阳，又[报]用熟地、山药、牛膝滋[名]阴中之水，最后加茯苓[中]、泽泻、车前子通导阴[心]中之滞。如此组方，补[文]泄兼施，补而不滞，堪[章]称完美。对水肿病三焦[来]火甚、肾阴虚者，张景[自]岳主张用六味地黄汤加[证]减，而脾虚湿甚者，方[书]选四君子汤或归脾汤加[报]减。纵观上述三方，在[名]辨证的基础上，均以扶[中]正祛邪为法，调整肺、[心]脾、肾三脏功能，以祛[文]水湿。

综上，张景岳认为水肿是由肺、脾、肾三脏受损，导致水气不调而形成水肿；水肿治则上首辨水与气，其次辨脏腑、虚实、缓急；治法方药，以识证治为关键，以温补之法为著。这对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小球肾炎等相关水肿性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