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立斋，名己，字新甫，号立斋，明朝名医，曾任太医院院使，在他的多种医学著作中记载了3000多则医案，被誉为中医史上留下医案最多的院使。事实上，即便抛开院使这个职务的限制，仅作为医生而言，他也是现有记载中留下医案最多的医生。

薛立斋能留下诸多宝贵[文]医案，原因可以归为以[章]下四个方面。

一是受益家学 薛立斋出生于医药世家[来]，其父薛铠精于医书，[自]熟谙医理，擅长儿科和[证]外科，曾任太医，官居[书]院使。薛立斋22岁就[报]进入太医院，虽然仅为[名]低级医士，但也是受了[中]父亲的荫恩之故——其[心]父去世后他被增补为太[文]医院医士，这既是对其[章]亲医德医技的褒奖，也[来]是对他本人医技水准的[自]肯定。薛立斋曾用桂附[证]地黄丸医治好了骊贵人[书]患疽后的“消渴病”，[报]自述这个方子是儿时其[名]父给别人用过的。

二是本人好学 薛立斋善于观察与学习[中]，既学习前人也学习同[心]辈，既学习书本也研读[文]典籍。薛立斋善用童尿[章]，但童尿治跌打损伤并[来]非薛立斋的发明，是他[自]进入太医院不久向一位[证]军官学的。史载，薛立[书]斋“尝询诸营操军，常[报]有坠马伤者，何以愈之[名]？”军官对曰：“惟服[中]热童便即愈”，他在实[心]践中发现此招确实有效[文]，有一次自己摔伤无法[章]动弹时还让人找来童尿[来]自治。曾有一个年龄4[自]0多岁的张姓锦衣卫背[证]上长了痈疽，这在当时[书]是非常重的病，薛立斋[报]采用的就是前朝李东垣[名]的艾灸法，史载“不问[中]痈生何处，并用此法灸[心]之，无不效者”。他还[文]经常采用《太平惠民和[章]剂局方》中的方子为时[来]人治病，这说明他对前[自]代经典是熟知的。

三是感同身受 薛立斋对待患者无论长[证]幼贵贱都一视同仁。明[书]代知名藏书家沈启原的[报]妻子患疮疡，病情很重[名]，诸医束手，但薛立斋[中]很快就给治好了，沈启[心]原因此与薛立斋成了忘[文]年交。沈启原为我们记[章]录下了这段经历：“当[来]是时，诸医抱囊环立，[自]咸愕吐舌，不敢出一语[证]。而先生率意信手，日[书]剂一二，不动声色，坐[报]而收功……先生之医，[名]殆所谓神解者。”这段[中]话非常生动地记下了诸[心]医为其妻诊病的经过，[文]以及其妻康复后的喜悦[章]和对薛立斋医术的由衷[来]钦佩。薛立斋著成《疬[自]疡机要》后，沈启源为[证]其赋序，他在序言中写[书]道，“视病不问大小，[报]必以治本为第一义。无[名]急效，无近期，纾徐从[中]容，不劳而病自愈。”[心]这段话彰显了薛立斋的[文]高超的医德医技。正是[章]这般感同身受，薛立斋[来]才能真正掌握病因、病[自]状，为撰写医案打下了[证]翔实基础。

四是乐之有心 《论语》有言“知之者[书]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报]如乐之者。”薛立斋对[名]医学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中]，44岁时主动辞去太[心]医院院使一职，专心临[文]证和撰写医案。为了确[章]保撰写医案的正确，避[来]免出现偏差，他博览前[自]人经典，结合实践反复[证]研读医书，做到真正领[书]会。一天，苏州知府去[报]家中看他，见他“蓬头[名]执卷”，“恍然如经生[中]下帷之状”，感慨地说[心]“先生苦心哉”！但薛[文]立斋并不以为苦，他说[章]：“医之道不明，世之[来]患夭扎者，将何所控诉[自]为也。”如果医道不明[证]，就会有人因误治而死[书]，无处控诉。可见没有[报]强烈的责任心，是不可[名]能留下如此多精彩医案[中]的。

总起来讲，薛立斋对后世医学发展贡献甚大。薛立斋创立了温补学派，这与他的职业性质和担任的职务有关。明代的太医院职能并不仅仅限于为宫廷权贵治病，还有一定的卫生管理职能，掌管全国重要药物或施药，要帮助各地治理瘟疫，薛立斋在担任太医院院使期间，就为全国治理瘟疫付出了很大努力。薛立斋曾和父亲共著《保婴撮要》，此书广受后世尊重与认可。薛立斋著有《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女科撮要》《内科摘要》等13种医学著作，对保存前世药方和明代药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其经历和曾身居高位，经其诊视过的病人上至嘉靖皇帝下至黎民百姓，数不胜数，职业涵盖了国君、宰相、军官、商贩、农妇，等等，每个医案记载都很详细，是研究明代病疫情况、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综合史料，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医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