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和治病，总是变化于汗、吐、下三法之间，也就是给病邪以出路的道理。他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气已交驰横鹜而不可制也。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其余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论汗、吐、下三法，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

只要有病邪存在，便得[文]使病邪完全撤去，张子[章]和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见[来]解的。当然给病邪的去[自]路，是否局限于汗、吐[证]、下三法，这又不然，[书]张子和在这个问题上已[报]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名]：“予之三法，能兼众[中]法，用药之时，有按有[心]蹻，有揃有导，……如[文]引涎、漉涎、嚏气、追[章]泪，凡上行者，皆吐法[来]也。灸、蒸、熏、渫、[自]洗、熨、烙、针剌、砭[证]射、导引、按摩，凡解[书]表者，皆汗法也。催生[报]、下乳、磨积、逐水、[名]破经、泄气，凡下行者[中]，皆下法也。此余之法[心]所以该众法也。”

不同的病邪，应给予不[文]同的出路。《素问·阴[章]阳应象大论》说：“因[来]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自]减之，……其高者，因[证]而越之；其下者，引而[书]竭之；中满者，泻之于[报]内；其有邪者，渍形以[名]为汗；其在皮者，汗而[中]发之；其慓悍者，按而[心]收之；其实者，散而泻[文]之。……血实宜决之。[章]”

又《至真要大论》说：[来]“坚者削之，客者除之[自]，……结者散之，留者[证]攻之，……上之下之，[书]摩之浴之，薄之劫之，[报]开之发之，适事为故。[名]”“微者调之，其次平[中]之，盛者夺之，汗之下[心]之，寒热温凉，衰之以[文]属，随其攸利。”

所以表实证才能发表，[章]使病邪从汗而解；里实[来]证才能攻里，使病邪从[自]泻而解。曾治疗一水气[证]病，全身浮肿，医生一[书]再以真武汤与五苓散合[报]用，浮肿老是不能消退[名]。诊其脉沉细弦，时有[中]微恶风寒的症状，舌苔[心]薄白，知其为阳气郁于[文]表，不能宣发的风水证[章]，即用麻黄附子汤原方[来]，连服两剂，汗出而水[自]肿全消。

另治一痰饮患者，经久[证]服用术附汤已上百剂，[书]不但饮邪不减，反而日[报]渐浮肿，经人介绍来求[名]诊，脉沉弦有力，舌干[中]少津，经长期专益脾肾[心]之阳，阳气鼓激痰水四[文]溢，过在补而不泄，遂[章]投以五苓散重剂，藉其[来]苦降淡渗之性，以导水[自]邪外出，经服四剂后，[证]小便通利，浮肿尽消。[书]

同样是浮肿，却是两个[报]不同的结果。前一证是[名]给病邪的出路不当，该[中]用辛散，而错误地用淡[心]渗。后一证是补而不泄[文]，不给病邪以出路所造[章]成的。

吴又可治病，亦颇注意[来]给病邪以出路的问题。[自]他说：“热不能自成其[证]热，皆由邪在胃家，阻[书]碍正气，郁而不通，火[报]亦留止，积火成热，但[名]知火与热，不知因邪而[中]为火热，智者必投承气[心]，逐去其邪，气行火泄[文]，而热自已。若概用寒[章]凉，何异扬汤止沸，每[来]见今医，……每遇热甚[自]，反指大黄能泄，而损[证]元气，黄连清热，且不[书]伤元气，更无下泄之患[报]，且得病家，无有疑虑[名]，守此以为良法。……[中]盖不知黄连苦而性涩，[心]寒而气燥，与大黄均为[文]寒药，大黄走而不守，[章]黄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来]润，一通一涩，相去甚[自]远。且疫邪首尾以通行[证]为治，若用黄连，反招[书]闭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报]泄？病根何由以拔？”[名]

吴氏认为黄连性寒不泄，只能制热，不能泄实，若内有实邪，必资大黄以泄之。若畏大黄之峻，而徒以黄连清之，反将热邪遏住，内伏益深，攻治益难。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应下出的，不泄之不得下；应外出的，不散之不得外。但是确见有治温热病的，只喜用寒清，而怕用寒泄；治寒湿病的，只喜用温补，而怕用温通。是吴氏之说，足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