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任应秋先生编著的《中医病理学概论》一书。这本书主要针对中医的病因学、病机学以及辨证理论，从病理学的角度进行了描述，并介绍了中医诊疗特色。任老在书中十分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辨证论治观，这些观点反映出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主要特点的学术基础。 该书的问世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1954年，国家对中[文]医提出了“系统学习，[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来]的方针，强调了西医学[自]习中医的重要意义。任[证]应秋在上海就读期间，[书]曾受诲于“中医科学化[报]”的倡导者陆渊雷先生[名]，对陆氏之谈大加称允[中]，遂效其法，以“中医[心]科学化”为己任。该书[文]致力于对中医的辨证论[章]治过程作出科学化的病[来]理学描述，使得中医理[自]论更加深入浅出、通俗[证]易懂，便于西医学习中[书]医，也是对于中医深奥[报]理论的简要诠释。
1*辨证论治的概念在[名]辨识疾病性质任应秋这[中]样定义“辨证论治”的[心]概念：“中医辨证论治[文]的方法，是依据机体病[章]理变化的若干症候群，[来]辨识为某种性质的证候[自]，而确定其治疗，因为[证]他认为构成证候的症候[书]群，就是病理机转的具[报]体征象，而证候就是病[名]理机转征象的总和，也[中]就是对疾病总的观察和[心]认识，根据总的观察、[文]分析和认识，进行治疗[章]，便是辨证论治。”这[来]就是说，所谓“辨证论[自]治”，辨的是“证候”[证]，而证候是对疾病性质[书]的一种描述方法。而辨[报]证论治实际上就是临床[名]搜集的各种信息的总和[中]，即“机体病理变化的[心]若干症候群”进行“辨[文]识”，最终统合成为一[章]种疾病的“性质”的过[来]程。而他所描述的“证[自]候”，也更加偏重于表[证]示疾病的“性质”，与[书]我们今天将疾病的病因[报]、病位、性质等多重因[名]素组合成为一个证候的[中]方法有所区别。
2*辨证论治的范畴在[心]八纲辨证任应秋认为：[文]“中医的辨证论治，是[章]注意于生体病变的全身[来]证候，务使身体的生活[自]机能恢复其正常状态，[证]也就是说要把病体整个[书]病理机转一变而为生理[报]机转。例如体温放散过[名]少，以致郁积成热的（[中]发热无汗），便发汗以[心]解热；体温形成多，以[文]致放散不及的（发热自[章]汗），便凉解以平泄；[来]生活机能过于亢进的（[自]阳证热证），消之使不[证]亢进；生活机能过于衰[书]弱的（阴证寒证），温[报]之使不衰弱；全身细胞[名]生活力减退的（阳虚）[中]，便宜兴奋，即所谓‘[心]温经回阳’；全身细胞[文]原形质缺损的（阴虚）[章]，便宜补益，即所谓‘[来]养阴补血’。其间斟酌[自]损益的微妙处，全在这[证]辨证论治。”由此可见[书]，任应秋将辨证论治中[报]“证”的范畴主要界定[名]在“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中]”的范围之中。
该书第五章的题目为“[心]辨证论治的体系”，又[文]分为“阴阳的含义”“[章]表里的含义”“寒热的[来]含义”“虚实的含义”[自]四部分内容介绍八纲的[证]主要内容。 对于“八纲”在辨证论[书]治中的意义，任应秋做[报]出了这样的总结：阴阳[名]在医学上的应用，就在[中]窥测其两种（阴阳）机[心]转偏盛偏衰之所在而趋[文]之于平衡；抓住机体抗[章]力及时抵抗疾病，随表[来]而出，是表证以解表为[自]第一要义的所以然；里[证]证有二义，即病变的亢[书]进和机体内在器官病变[报]；证候上的寒和热，已[名]多半不属于物理作用的[中]范围，以“寒”来代表[心]生理的生活机能的衰减[文]，“热”来代表生理或[章]病变机转的亢进；“虚[来]”多半是指生理机能（[自]正气），“实”多半是[证]指病理变化（邪气），[书]这是限于辨证论治而言[报]，可以作为临床治疗的[名]主要依据。
由此可见，“八纲”的[中]实际意义，是用以描述[心]疾病基本的盛衰变化等[文]特点，是从病理学的角[章]度对疾病性质的认识。[来]因此，中医学的辨证论[自]治学问就具有“中医病[证]理学”的基本含义，而[书]“八纲”就是中医辨证[报]论治的主要范畴。
3、辨证论治的实质与[名]六经界说任应秋在“辨[中]证论治的体系”的一章[心]中特别增加了“六经的[文]界说”一节内容，将《[章]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来]系作为八纲的实际运用[自]举例，更加深入地对八[证]纲的具体运用方法作了[书]介绍。
他认为：“六经，是中[报]医辨证论治的综合概念[名]，也就是阴、阳、表、[中]里、寒、热、虚、实辨[心]证的综合产物。”认为[文]六经辨证是综合运用八[章]纲进行临床诊疗的一个[来]实例。他说：“为什么[自]说它是阴、阳、表、里[证]、寒、热、虚、实辨证[书]的综合产物呢？因为在[报]临床辨证时，太阳、阳[名]明、少阳都为阳性疾病[中]，太阴、少阴、厥阴都[心]为阴性疾病，太阳、阳[文]明、少阳都代表热性疾[章]病，太阴、少阴、厥阴[来]都代表寒性疾病，太阳[自]、阳明、少阳都属于实[证]性疾病，太阴、少阴、[书]厥阴都属于虚性疾病。[报]这阴、阳、寒、热、虚[名]、实之中，又有在表、[中]在里、在半表半里的不[心]同。” 对六经病的性质进行归[文]纳性的分 类之后，任应秋还分别[章]对六经病的主证逐一进[来]行了病理学阐释。
他认为，太阳病是表证[自]，是一切疾病前驱的先[证]兆证；阳明病，是体液[书]耗散的结果；少阳病阶[报]段的病理特点是过敏，[名]是病邪可出可入的阶段[中]；太阴病，是消化器官[心]病变机转逐渐走向衰减[文]的胃肠肌迟缓的表现；[章]少阴病，是心脏和神经[来]衰弱的表现；体温低落[自]而“发厥”，这是厥阴[证]病的主要表现。而最后[书]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报]“六经是由表、里、寒[名]、热、虚、实六变所形[中]成，也就是‘六变’在[心]临床上错综复合出现时[文]的六个界说，也就是范[章]围‘六变’的六个系统[来]，它的性质是经常变动[自]的，而不是静止的，在[证]临床上它帮助我们认识[书]疾病有极大的便利，通[报]过它可以认识整个病变[名]机转的性属。”
任应秋对《伤寒论》“[中]六经”的界定具有重要[心]的辨证意义，在其对伤[文]寒六经病诸证候进行的[章]“病理学”诠释中，简[来]明地阐述了中医的证候[自]学说与西医病理学之间[证]的对应关系。他继承了[书]陆渊雷将中医科学化、[报]实质化、病理化的研究[名]方法，开始对中医的证[中]候”进行了西医病理学[心]模式的描述，是中西医[文]汇通的另一个高潮，也[章]是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来]一大创新。
任应秋这样定义了“病[自]理学”的概念：“病理[证]学是究明疾病的发病条[书]件、发病经过及其结果[报]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名]是人体。人体是生理的[中]生活现象和病的生活现[心]象的统一体。人类随着[文]年龄的增加，病的生活[章]现象胜过生理的生活现[来]象时就成了疾病。”因[自]此，他对“病理学”的[证]认识是宽泛的，并没有[书]掺杂中西医学间的分别[报]。在他看来，西医学有[名]西医病理学，中医学也[中]有独立的中医病理学。[心]因此，任应秋将该书命[文]名为《中医病理学概论[章]》，而实际上，这基本[来]上就是一部研究中医诊[自]疗过程和方法的“辨证[证]论治”著作。
4*辨证论治的应用在[书]症状审辨任应秋在该书[报]“症状的审辨”一章中[名]说：“中医的诊断和治[中]疗，不可能对病，而是[心]对证，尤其最主要是对[文]证候……但证候是建筑[章]于各种症状上的，要想[来]辨识清楚证候，便得先[自]行把各种不同和类似的[证]症状审辨清楚，才能给[书]辨识证候打下基础。”[报]
本章中，他介绍了发热[名]、恶风、恶寒、汗等2[中]0多个主要症状诊断、[心]鉴别诊断与辨证方法，[文]并对其进行了病理学描[章]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描述[来]症状的临床辨析过程时[自]，他使用了“审辨”一[证]词，其中包含了“审查[书]症状”和“辨别证候”[报]两个层面的含义，这也[名]是中医学的重要特色。[中]西医学的病理学描述是[心]以单一症状为分析对象[文]的，每一个症状都拥有[章]独立的病理学描述，各[来]自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交[自]合，其治疗也是针对各[证]个症状进行的。而中医[书]学对疾病的认识则与此[报]完全不同，症状只是作[名]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素材[中]，真正认识疾病要通过[心]对全部症状的综合提炼[文]，才能得出辨证的结论[章]。因此，从中医学的角[来]度认识“症状”，对于[自]每一个症状的认识都是[证]一次辨证论治的过程。[书]
任应秋先生针对这一中[报]医学的重要特色，进行[名]了精辟而详尽的叙述。[中]
5*辨证论治的优势在[心]发展变化 通过对《中医病理学概[文]论》一书中“辨证论治[章]”观点的解析不难看出[来]，该书的立意可以算作[自]檄文一类，也是任应秋[证]先生在面临西医学对中[书]医学的冲击，为“中医[报]学不科学”的说法进行[名]辩护而著述，具有明显[中]时代烙印的著作。
任应秋以“肾炎”为例[心]，阐述了其认为西医学[文]并不全面的观点。他说[章]：“如有些肾脏的疾病[来]，在病理形态学上说在[自]肾小管、肾小球方面没[证]有病理的改变，但是病[书]人有蛋白尿，他们叫这[报]一类情形为官能性的改[名]变，但是究竟这些官能[中]性的改变本质是什么，[心]从细胞病理学上便找不[文]到答案了。原因就在于[章]资本主义国家的病理学[来]，忽略了疾病是人这个[自]有机体所表现出的现象[证]之一，并且是在发展着[书]的、变动着的现象，决[报]不能把它从整个有机体[名]孤立起来加以片断的了[中]解，更不是仅仅从病理[心]形态学上考察就能有全[文]盘的了解。
所以时至今日，用传统[章]的切片、染色等方法来[来]研究疾病的形态学，几[自]乎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证]地步，而对于疾病的治[书]疗，却表现出异常的贫[报]乏。” 同时，任应秋又指出了[名]中医学在整体观察、辨[中]证论治的基础上所体现[心]出来的全面、系统的绝[文]对优势，强调了证候在[章]“中医病理学”中的重[来]要意义。他说：“祖国[自]医学却把证候认为是机[证]体生理和病理斗争的不[书]同的反应，凡证候愈猛[报]，证明生理与病理斗争[名]激烈，生理的战斗力亦[中]愈提高，这时病人自觉[心]症状的痛苦虽甚，并不[文]等于疾病发展到危险阶[章]段；相反，疾病日久不[来]愈，证候的自觉减轻，[自]痛苦不大，这实质上是[证]生理的战斗力日趋下降[书]，使病理占了优势，病[报]人身体就会日渐衰惫，[名]因体内物质基础消耗太[中]大，这才使病步入危险[心]阶段……疾病是随时发[文]展着的、变动着的，证[章]候也是极复杂而变化的[来]，这样证候与治疗密切[自]配合的病理知识，有它[证]现实的实践意义，能够[书]通过实践的知识，便有[报]它不可磨灭的真理存在[名]，更有它不断变革、升[中]华发展的前途。”
可见，任应秋先生对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内容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而努力发扬。由此我们也应该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所提出的“证候”的概念与今天的差异，正应该溯本求源，研究这一差异形成的过程和概念演变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