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鞠通（1758-1836）名瑭，字配珩，江苏淮阴人。吴氏钻研经典、博采众长，勤于实践，用于创新，不仅在温病学领域创立了三焦辨证理论体系，并对诸多经典理论有所继承发挥。“心体阴用阳”学说是基于中医学心脏的直观解剖、生理特性及功能，结合临床心系疾病诊疗经验而建立的。吴鞠通对这一理论继承发挥，见解独到，理法方药论述详备，可师可法。
学说探析
体用理论是中国古代哲[文]学的重要内容，其源出[章]何时、何处现已难考证[来]，唐代·崔憬《周易探[自]元》即有“凡天地之间[证]，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书]中，有体有用。体者即[报]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名]之妙用”的论述。“体[中]用”理论作为解释脏腑[心]形体与功能的关系，被[文]应用在中医学中。金元[章]医家李杲在《脾胃论·[来]五脏之气交变论》中提[自]到：“鼻……此体也，[证]其闻香臭者用也”。直[书]至明代，张景岳将体用[报]学说与阴阳相结合，脏[名]腑体用理论逐渐成形。[中]吴鞠通在《医医病书·[心]五脏六腑体用治法论》[文]言：“心为手少阴，心[章]之体主静，本阴也；其[来]用主动，则阳也”，从[自]阴阳运动形式分析心的[证]生理功能。
理论创新
吴鞠通继承创新“心体[书]阴用阳”理论的同时，[报]对这一理论内涵进行了[名]丰富。
强调体用的联系性：阴[中]阳内容包括阴阳对立、[心]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文]阴阳转化四个方面，而[章]“心体阴用阳”除了功[来]能与物质的统一性外，[自]也包含了这四个基本方[证]面。如《温病条辨》载[书]“烦渴舌赤，心用恣而[报]心体亏也”，心用过度[名]迁延及心体亏损，即显[中]示了体用之间互根互用[心]的生理特点，以及互为[文]因果的病理机制。
重视脏腑联系：心是脏[章]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基于整体观思维，吴[自]鞠通在《温病条辨·解[证]产难》对产后心虚一证[书]言“水火各自为用，互[报]相为体，产后肾液虚，[名]则心体亦虚，补肾阴以[中]配心阳，取坎填离法也[心]。余每于产后惊悸脉芤[文]者，用加味大定风珠，[章]获效多矣”。吴鞠通从[来]心肾关系出发，提出“[自]取坎填离法”，既强调[证]心之体用的联系性，也[书]将这一理论放在中医整[报]体观中进行运用。
遣方用药
“心体阴用阳”理论从[名]临床病理特点可分为体[中]病与用病，用药亦分两[心]类。《医医病书·五脏[文]六腑体用治法论》言：[章]“补阴者补其体也，如[来]阿胶、萸肉、鳖甲、牡[自]蛎之类；补阳者，补其[证]用也，如当归、郁金、[书]降香、香附之类。”此[报]说对补心药做了详细的[名]分类和论述。《温病条[中]辨》载：“丹砂色赤，[心]补心而通心火，内含汞[文]而补心体，为坐镇之用[章]”“朱砂补心体，泻心[来]用”认为朱砂是一味体[自]用并调之药。同时吴鞠[证]通还运用“心体阴用阳[书]”理论诠释方剂的意义[报]，如《温病条辨》载：[名]安宫牛黄丸“此芳香化[中]秽浊而利诸窍，咸寒保[心]肾水而安心体，苦寒通[文]火腑而泻心用之方也”[章]、至宝丹“此方荟萃各[来]种灵异，皆能补心体，[自]通心用，除邪秽，解热[证]结，共成拨乱反正之功[书]”，论述颇为精当。
临床实践
《吴鞠通医案·癫狂》[报]载：“齐氏，四十二岁[名]，己巳二月初二日，脉[中]弦数而劲。初因肝郁，[心]久升无降，以致阳并于[文]上则狂。心体之虚，以[章]用胜而更虚，心用之强[来]，因体虚而更强。间日[自]举发，气伏最深，已难[证]调治。况现在卯中乙木[书]盛时，今岁又系风木司[报]天，有木火相煽之象。[名]勉与补心体泻心用两法[中]。
洋参（三钱）、大生地[心]（一两）、莲子心（一[文]钱）、黄柏（三钱）、[章]白芍（六钱）、丹皮（[来]四钱）、麦冬（六钱，[自]连心）、生龟板（一两[证]）、丹参（三钱）、真[书]山连（三钱）外用，紫[报]雪丹（六钱），每次一[名]钱。与此方间服。
初六日，操持太过，致[中]伤心气之狂疾，前用补[心]心体，泻心用，摄心神[文]，已见大效，脉势亦减[章]，《经》谓脉小则病退[来]是也。
洋参（三钱）、白芍（[自]六钱）、丹皮（五钱）[证]、真山连（二钱）、生[书]龟板（一两）、黄柏炭[报]（二钱）、麦冬（三钱[名]）、女贞子（四钱）、[中]莲子（五钱）、龙胆草[心]（二钱）、米醋（一酒[文]杯冲），铁落水煎。”[章]
肝郁为因，郁久阳亢，上逆为狂，心肝同病。心体亏虚，心用太过，用过反损心体，互为因果。结合五运六气，以生地、白芍、西洋参、生龟板、麦冬、女贞子补心体，其中一些药同时补肾，有“取坎填离法”之意。黄连、黄柏、丹皮、丹参泻心用。紫雪丹一方“诸石利水火而通下窍……诸香化秽浊……使神明不致坐困于浊邪而终不克复其明也。丹砂色赤，补心而通心火，内含汞而补心体，为坐镇之用。”药切病机，脉势渐退，仍守方意加减化裁。（姚鹏宇 辽宁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