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中医治病，在于以方治[文]证。中医临床疗效的取[章]得，在于方证对应。笔[来]者早期临证，每遇难治[自]病症，辄翻阅专科书籍[证]，对专科专病每有新的[书]认识，但对治疗用方，[报]获益有限。

其后，认识和体会到了[名]方证对应的重要性，转[中]而开始读方，在读方中[心]用方，在用方中读方。[文]读方、用方多年，随着[章]学识与年俱长，逐渐发[来]现心中少了专科、专病[自]的羁绊与学术门派的隔[证]阂，临证不外乎随证立[书]法，依法处方，以方治[报]证。心中清明，笔下圆[名]活，学医、临证，不期[中]有如此轻松、享受。

方以载法，读方读到的[心]是法，用方所用的也是[文]法。笔者在读方中思考[章]，思考立方之法；在用[来]方中体会，体会立方之[自]法。在努力与立方者进[证]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书]，有了这些散在的、笔[报]记式的文字。

读方的过程与思考的结[名]论都是重要的。结论难[中]免一偏之见，也必然会[心]出现“昨是今非”，但[文]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希[章]望笔者的这些文字，能[来]引起广大读者朋友的讨[自]论与争鸣。

四君子汤，出自《太平[证]惠民和剂局方》：“治[书]荣卫气虚，藏腑怯弱，[报]心腹胀满，全不思食，[名]肠鸣泄泻，呕哕吐逆，[中]大宜服之。人参（去芦[心]），甘草(炙)，茯苓[文]（去皮），白术，各等[章]分。右为细末，每服二[来]钱，水一盏，煎至七分[自]，通口服，不拘时。入[证]盐少许，白汤点亦得。[书]常服温和脾胃，进益饮[报]食，辟寒邪瘴雾气。”[名]

清代医家吴昆在《医方[中]考》中对该方的主治和[心]方解作了精辟的论述：[文]“面色痿白，言语轻微[章]，四肢无力，脉来虚弱[来]者，此方主之。夫面色[自]痿白，则望之而知其气[证]虚矣；言语轻微，则闻[书]之而知其气虚矣；四肢[报]无力，则问之而知其气[名]虚矣；脉来虚弱，则切[中]之而知其气虚矣。如是[心]则宜补气。是方也，人[文]参甘温质润，能补五脏[章]之元气；白术甘温健脾[来]，能补五脏之母气；茯[自]苓甘温而洁，能致五脏[证]之清气；甘草甘温而平[书]，能调五脏愆和之气。[报]四药皆甘温，甘得中之[名]味，温得中之气，犹之[中]不偏不倚之君子也，故[心]曰四君子。”

面对气虚病证，治当补[文]气，选用人参，当为对[章]证用药。应该说，这已[来]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法[自]、方、药，不需再用他[证]药。但四君子汤的作者[书]没有停止于这一步，他[报]在继续思考。气为什么[名]会虚？治气虚不单补气[中]，还应该增强体内生化[心]气的能力，于是佐用了[文]“补五脏之母气”的白[章]术。脾土为五脏之母，[来]脾健则气有来源。还有[自]，机体所需为清气，气[证]虚则浊生，补气尚需祛[书]浊，于是佐用了“致五[报]脏之清气”之茯苓，祛[名]浊所以致清。三药同处[中]一方，需要有调和者，[心]需要有守中（中焦）者[文]，于是佐用了炙甘草。[章]当然，有了甘草，药味[来]也较易入口。

明代医家周之干在《慎[自]斋遗书》中谈到四君子[证]汤时指出：“得黄芪则[书]补肺，得当归则补血，[报]得山药则补脾阴，得炮[名]姜则温中，得丁香则温[中]胃，得陈曲则去胃中陈[心]腐之气，得木香、砂仁[文]则醒脾气，加地黄之沉[章]寒则治丹田火起，加白[来]芍则补脾阴，泻土中之[自]木，治木乘土位。”为[证]何血虚也需用四君子汤[书]呢？清代医家张璐在《[报]张氏医通》中有一段精[名]彩的论说：“四君子乃[中]胃家气分之专药，胃气[心]虚而用之，功效立见。[文]即血虚用四物，亦必兼[章]此。故八珍之主治，不[来]独气血两虚也，即血虚[自]者亦须兼用。但补气则[证]偏于四君，补血则偏于[书]四物。若纯用血药，不[报]得阳生之力，阴无由以[名]化也。”

对于四物汤，《慎斋遗[中]书》中是这样认识的：[心]“四物汤治血之有余，[文]不治血之不足。”四物[章]汤治血虚血瘀，专治血[来]之不足，此为医之共识[自]，如何说“不治血之不[证]足”？“盖血之有余者[书]，溢而不归经，则用川[报]芎上行巅顶，下至九泉[名]以行血，当归引血归经[中]，二味走而不守；用白[心]芍之酸以敛之，地黄直[文]达丹田，二味守而不走[章]，使血安于其位也。”[来]“若血之不足而但用四[自]物，则孤阴不长，难以[证]奏功，故必以四君为主[书]，令阳生阴长可也。”[报]

读及此，终于明白为什么四物汤不治血之不足。这一认识，与上述《张氏医通》所言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