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胆泻肝汤是临床常用方，清肝胆实火，泻肝胆湿热，是治疗肝火和肝经湿热的代表方剂，是“苦寒直折”的代表方剂。倘问龙胆泻肝汤出自哪位医家之手，也许很多人不会想到李东垣。

龙胆泻肝汤出处不一，[文]药物组成也有别。最早[章]出自哪一本书，方书中[来]说法不一。有标明为《[自]医宗金鉴》，有标明为[证]《医方集解》，而《医[书]方集解》书中又标明为[报]《局方》，但《和剂局[名]方》中却找不到该方。[中]《兰室秘藏》和《东垣[心]试效方》两书中都载有[文]龙胆泻肝汤，也许该方[章]最早出自于李东垣之手[来]。

李东垣是在一则医案中[自]记录该方的。《兰室秘[证]藏》中载有该案：“一[书]富者前阴臊臭，又因连[报]日饮酒，腹中不和，求[名]先师治之。曰：夫前阴[中]者，足厥阴肝之脉络循[心]阴器，出其挺末。凡臭[文]者，心之所主，散入五[章]方为五臭，入肝为臊，[来]此其一也。当于肝经中[自]泻行间，是治其本；后[证]于心经中泻少冲，乃治[书]其标。如恶针，当用药[报]除之。酒者，气味俱阳[名]，能生里之湿热，是风[中]湿热合于下焦为邪。故[心]《经》云：下焦如渎。[文]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章]。酒是湿热之水，亦宜[来]决前阴以去之。龙胆泻[自]肝汤，治阴部时复热痒[证]及臊臭。柴胡梢、泽泻[书](以上各一钱)，车前[报]子、木通(以上各五分[名])，生地黄、当归梢、[中]草龙胆(以上各三分)[心]。上锉如麻豆大，都作[文]一服，水三盏，煎至一[章]盏，去粗，空心稍热服[来]，便以美膳压之。此药[自]柴胡入肝为引，用泽泻[证]、车前子、木通淡渗之[书]味利小便，亦除臊气，[报]是名在下者引而竭之；[名]生地黄、草龙胆之苦寒[中]，泻酒湿热；更兼车前[心]子之类以撤肝中邪气；[文]肝主血，用当归以滋肝[章]中血不足也。”

后学者多知李东垣遵《[来]内经》“劳者温之，损[自]者温之”，擅长“以辛[证]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书]其阳”。从上案中可以[报]看出，根据病症具体情[名]况，李东垣同样也善于[中]“在下者，引而竭之。[心]”只是所用剂量仍然带[文]有东垣特色，量极轻，[章]一剂药不足四钱。服用[来]方法也同样讲究，顿服[自]，空心服，稍热服，服[证]后以美膳压之。

与后世通行的龙胆泻肝[书]汤方相比较，方中没有[报]用黄芩、栀子、生甘草[名]三味，苦寒清泻的力量[中]相对小些，而相对而言[心]清热利湿的力量要大些[文]，这与患者病变部位在[章]“前阴”有关。假如病[来]变部位不在下焦而在上[自]焦，如以目赤或耳痛、[证]耳鸣为主症，也许李东[书]垣会减少清热利湿药而[报]加用苦寒泻火药，甚或[名]加用升散药物。治“大[中]头天行”的“普济消毒[心]饮子”中用到了升麻、[文]柴胡、桔梗之升、散，[章]可以例证。

东垣方和后世方中都用[来]到了当归、生地黄。对[自]这两味药的解释，方书[证]中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书]属于清泻中用补药以顾[报]护正气。《成方便读》[名]中说：“古人治病，泻[中]邪必兼顾正，否则邪去[心]正伤，恐犯药过病所之[文]弊，故以归、地养肝血[章]，甘草缓中气……。”[来]《医宗金鉴·删补名医[自]方论》中说：“然皆泻[证]肝之品，若使病尽去，[书]恐肝亦伤矣，故又加当[报]归、生地补血以养肝。[名]”《时方歌括》中说：[中]“然泻之过甚，恐伤肝[心]血，故又以生地、当归[文]补之。”笔者始终对这[章]类解释不能完全认同。[来]“泻邪必先顾正”，但[自]顾正并不一定要用补。[证]“泻肝之品”用得适宜[书]，只为泻邪之用，加补[报]肝之药反为掣肘。“泻[名]之过甚，恐伤肝血”，[中]减其泻邪之力，不要过[心]甚，不就不伤肝血了吗[文]，何需用补？还有，方[章]中诸泻药不仅可伤阴血[来]，更可伤阳气，若要顾[自]正，为什么只顾及肝中[证]阴血而不顾及脾胃阳气[书]呢？好用炙甘草的李东[报]垣在方中连甘草也没有[名]用。

细读李东垣笔下的当归、生地黄，可以发现后人的认识和李东垣是有一定差别的。李东垣用生地黄合龙胆草“泻酒湿热”，合泽泻、车前子、木通“撤肝中邪气”，为什么？生地黄可助湿、留邪，为什么反用其泻湿、撤邪？还有，“用当归以滋肝中血不足也”，为什么不用当归身而用当归梢？很明显，不取其纯补。有没有一种可能，患者原本就有肝阴、肝血不足呢，在泻邪的同时佐以补肝？回到上案，尽管案中没有提到“虚”，但提到患者为“一富者”，所患为前阴病，诱因为“连日饮酒”，有没有平素酒色内伤之嫌？如有酒色内伤，生地黄、当归即为治内伤而设。试想，如患者为一劳役过度、食不果腹的贫者，李东垣也许会在方中使用人参、黄芪、炙甘草，而不是生地黄与当归。这样说来，如果患者没有内伤，李东垣使用龙胆泻肝汤是会去掉方中的生地黄和当归两味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