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可著《温疫论》，开温疫学证治之先河，对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温病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清代医家杨栗山在《伤寒温疫条辨》自序中说：“一日读《温疫论》，至伤寒得天地之常气，温病得天地之杂气，而心目为之一开。”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达原饮方也成为后世医家笔下的常用方之一。

但越是名方，使用频次[文]越高之方，暴露问题也[章]会越多。于是，后世医[来]家从正、反不同角度对[自]该方作了许多评说。清[证]代医家张璐在《张氏医[书]通》中指出：“余尝以[报]此治疫疟、时疫，糜不[名]应手获效，总藉以分解[中]中外寒热诸邪之力耳。[心]”由治疫扩展至治疟，[文]对该方作了临床上的肯[章]定。

清代医家张秉成在《成[来]方便读》中指出：“合[自]观此方，以之治伏邪初[证]起者甚宜，似觉治瘟疫[书]为未当耳。”吴又可笔[报]下的温疫初起即为邪伏[名]膜原，具有伏邪性质。[中]如此评说，在于未读懂[心]《温疫论》。但也从另[文]一个侧面提醒后学者，[章]达原饮方可以治疗伏邪[来]，但不可以普施于温疫[自]。

清代医家吴鞠通在《温[证]病条辨》中指出：“至[书]若吴又可，开首立一达[报]原饮，其意以为直透膜[名]原，使邪速溃，其方施[中]于藜藿壮实之人之温疫[心]病，容有愈者，芳香辟[文]秽之功也。若施于膏粱[章]纨绔及不甚壮实人，未[来]有不败者……

岂有上焦温病，首用中[自]下焦苦温雄烈劫夺之品[证]，先劫少阴津液之理！[书]”作为一代温病大家，[报]只懂外感温病，不明伏[名]气温病，且泥于自创的[中]三焦辨证之中，也只能[心]如是评说。但提到用方[文]时当注意患者的体质，[章]尽管不可拘泥，但可供[来]后学参考。读近代医家[自]冉雪峰《八法效方举隅[证]》时，见有如此评说：[书]“鞠通‘条辨’始银翘[报]散，又可‘温疫论’始[名]达原饮，二吴学术致力[中]之点，可由此得其大凡[心]。”品味这句话，可谓[文]知二吴者。

民国医家张锡纯在《医[章]学衷中参西录》中指出[来]：“北方医者治温疫，[自]恒用吴又可达原饮，此[证]大谬也。达原饮为治瘟[书]疫初得之方，原非治温[报]疫之方也……方中以逐[名]不正之气为主……是以[中]用此方治温病者，未有[心]见其能愈者也。且不惟[文]不能愈，更有余初病时[章]服之，即陡然变成危险[来]之证者，此非愚之凭空[自]拟议，诚有所见而云然[证]也。”

此非达原饮误后医，而[书]是后医误达原饮也。达[报]原饮只治邪伏膜原，只[名]为透达膜原而设。邪未[中]伏膜原不可用，邪离膜[心]原也不可用。事实上，[文]吴又可治温疫，也多用[章]承气汤、白虎汤等方。[来]

晚清医家柳宝诒在《温[自]热逢源》中指出：“若[证]系暑湿浊邪，舌苔白腻[书]者，用达原饮甚合。若[报]伏温从少阴外达者，则[名]达原饮一派辛燥，既不[中]能从里透邪，而耗气劫[心]津，非徒无益，而又害[文]之矣。学者当细心体认[章]，勿误用也。”

方以治证，达原饮针对秽浊之邪，若阴亏津耗无秽浊之伏温，自在禁用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