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欧洲中医经方学会群内很热闹，德国的张莉医生对一个用泻心汤治疗嗜睡疲倦的中年男子的案例很感兴趣，进而提出了以下的问题：《伤寒论》的治病思维与脏腑辨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经方如何体现补法？张莉医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早晨起来，随手敲打出如下文字。

从宋代以来，医生已经[文]成为一种挣钱的行当。[章]要挣钱，卖保健品最安[来]全最来钱。

所以，宋元以后，补法[自]逐渐盛行，此风至今更[证]盛。古代的医生称之为[书]“工”或“疾医”，是[报]有技术的奴隶，他们一[名]门心思治病，哪能有卖[中]药挣钱的份？宋代以后[心]，仍然需要治病的医生[文]，但治病救人风险大，[章]利润小，“疾医”之道[来]式微，真正的医学反而[自]不能发达，这也在情理[证]之中。

卖保健品，吃得人越多[书]越来钱，这就需要吆喝[报]，需要包装。什么理论[名]最通俗易懂？什么说法[中]最让中国的民众入心入[心]耳？那就是说你亏，说[文]你虚。

虚在哪里？讲脏腑气血[章]最为恰当。你只要看看[来]当下热门的电视养生节[自]目，听听清晨的收音机[证]里的卖药之声，讲的中[书]医理论大多如此。

但是，临床治病与卖保[报]健品是两码事，这套理[名]论不管用，至少不够用[中]。

凡是补药，是能与五脏[心]理论相衔接的，而说到[文]大黄附子，说到麻黄细[章]辛，说到黄连黄芩，恐[来]怕就难以用什么“虚”[自]来说事了。还是要用六[证]经，最好说方证药证。[书]但这些说法是医生圈子[报]的行话，这就是专业术[名]语。

但是，现在很多的中医[中]，专业术语反而不太懂[心]。《伤寒论》《金匮要[文]略》有多少人去花功夫[章]研究？最常用的经方虽[来]然就百余首，能用的人[自]也不多啊！于是，中医[证]学就成了一个脾虚肾虚[书]、阴虚阳虚的世界，这[报]样的状态，能不被人诟[名]病吗？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正气存内，邪不[心]可干”，这几句话当今[文]中医无人不晓，无人不[章]脱口而出。这恰恰成为[来]当今脏腑辨证不是一个[自]“补”法能够统辖。要[证]不，《伤寒论》不会出[书]方113首，《金匮要[报]略》更不必论病二十五[名]门！后世也不必总结出[中]治病的八纲和八法。

请见清代程国彭的《医[心]学心悟》：“论病之倚[文]，则以寒、热、虚、实[章]、表、里、阴、阳八字[来]统之，而论病之方，则[自]又以汗、吐、下、和、[证]温、清、消、补八法尽[书]之。”

《伤寒论》的方为何取[报]效？其实质不是补，而[名]是调。这个调，是因势[中]利导，是顺势而行，或[心]汗，或下，或清，或温[文]，或活血，或利水……[章]，总之，伺机而动。

这个“势”和“机”如[来]何把握？要“观其脉证[自]”，要“随证治之”。[证]这个证，就是病机或病[书]势的外在表现，更是用[报]方的证据，就是后世说[名]的“方证”。

以及补益药滥用的“理[中]论根源”。但是，请大[心]家注意清代医家王旭高[文]是这么说的：“邪之所[章]凑，其气必虚；虚处受[来]邪，其病则实！”在病[自]的层次，在活生生的病[证]人面前，医生的想法就[书]不象理论家想得那么简[报]单，人体的疾病不是一[名]个“虚”字能够概括，[中]用方也

方证怎么来的？不是凭[心]空想象而来，不是能背[文]几句“正气存内”“邪[章]之所凑”或者“补脾不[来]如补肾”之类的话能想[自]得出来的。方证的形成[证]，靠长期的反复的实践[书]，是神农氏尝百草而来[报]，是伊尹辈反复调制而[名]来，积累数千年的用药[中]经验和生活经验，方成[心]数百个经典方证！

中医学虽然与古代哲学[文]有关系，但毕竟是一门[章]治病救人的行当，也是[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经验[自]和生活方式，没有很多[证]的大道理可言，倒有许[书]多实实在在的下手工夫[报]。

本草与针灸，各自有自[名]身的应用规律，不是简[中]单地用某种理论可以概[心]括或通融，我们要学习[文]掌握本草和针灸，必须[章]尊重和传承前人留下的[来]规范。

对于当今的中医师们，我们必须反复呼吁：回归经典吧！那里，才有我们中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