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文]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章]二分之一稍弱），无论[来]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自]合临床。尽管“伏火”[证]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书]，与“伏寒”不同，治[报]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名]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中]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心]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文]己的看法：“方为脾胃[章]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来]，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自]，芳香快脾，所以振动[证]其生机。甘草大甘，已[书]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报]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名]重，其义云何，是恐有[中]误。乃望文生义者，且[心]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文]伏火。须知病是火热，[章]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来]，汪讱庵书，最是误人[自]。且诸药分量，各本皆[证]异，轻重太不相称，盖[书]沿误久矣！”又说：“[报]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名]，云治风热在于脾经，[中]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心]外，更有白芷、升麻，[文]燥烈温升，大可骇咤。[章]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来]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自]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证]”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书]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报]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名]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中]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心]，治疗伏热、郁热，在[文]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章]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来]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自]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证]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书]，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报]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名]效。这两种用法，升散[中]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心]药为主，则有“升散以[文]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章]同传抄有误。《小儿药[来]证直诀》是由“宣教郎[自]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证]，阎并非以医为业，而[书]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报]所传者，才十余方……[名]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中]十条。后六年，又得杂[心]方……比于京师，复见[文]别本。然旋著旋传，皆[章]杂乱。初无纪律，互有[来]得失，因得参校焉。其[自]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证]之，讹谬则正之，俚语[书]则易之。”（见“闫孝[报]忠序”）可见本书并非[名]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中]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心]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文]。成书已然如此，而在[章]其流传过程中，“自元[来]以还，多亡失窜易，既[自]得《玉函经》刻之，二[证]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书]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报]旧贯，次第开行。”（[名]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中]直诀序”）我们完全有[心]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文]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章]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来]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自]，包括剂量。何况张山[证]雷也提到“诸药分量，[书]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